西华寺位于佛山南海里水草场管理区西华村。民间有“先有西华，后有南华”的传说，但是对于南海里水西华寺，地方志却发现没有确切的记载，只有零星的文字记录，西华寺一直是个谜。

　　2006年，因为建高铁，消失多年的西华寺终于浮出水面。考古专家经过挖掘，意外地发现了一批上自唐代、下到清末的文物，包括陶瓷、古币、建筑构建、祭祀物品、残碑等，建筑构建更是与南汉康陵发现的建筑构建一样，经过考证终于证实了西华寺兴建可上溯至五代南汉，更是宋、元时期“羊城八景”之一……

　　文/图 佛山日报记者 吴英姿

　　建高铁发现地下迷藏

　　“高铁武广线定位在西华寺上方，荒废多年的西华寺也列入搬迁的红线范围内……”2006年初，西华村负责人江家钜和村民们听到这个消息后非常着急：广佛民间有“先有西华，后有南华”的传说，这个千年古寺将如何保存？

　　江家钜查找了地方志却发现没有确切的记载，只有零星的文字记录。为了求证西华寺的历史，他找来村里年纪比较大的老人家了解情况，有部分老人只说听长辈们说过，西华寺流传了好几百年，相传寺前地下有一块“玉石碑记”。

　　为了证实西华寺的历史，村民们希望能够找出该寺的历史证物，以保护该寺。

　　当时，西华寺只剩下一个百多平方米的灰砖瓦房，新中国成立后作为村民放置家具的地方。

　　为了解清楚其来龙去脉，2006年9月29日，村民开始在旧寺前的空地上挖掘，谁知只用了一个上午的时间，竟然在古寺右前方发现了一块明代重建西华寺石碑，上面清楚记录了500多年前这个地方发生的重要事情，此碑由广州知府亲自立下，并记录了两广剿匪以及石门的故事，还原了西华寺在明代两广瑶族、壮族农民大起义事件中，缘何重建的重要信息。

　　此事立刻惊动了广佛两地的文化部门，当年12月，广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首先前来挖掘，并发现宋代文物，他们将情况反映到省考古所。

　　零星的历史典籍以及民间对西华寺的兴建年代就有多种说法，最集中的有三种，分别是：一、五代十国时期南汉大宝元年（958年）兴建；二、元代兴建；三、明成化八年御史韩雍创建。而在广佛民间也有“先有西华，后有南华”的传说。

　　2007年10月，广东省考古所接手了西华寺考古工作。第一次的考古挖掘，陆续发现了一批上自唐代、下到清末的文物，包括陶瓷、古币、建筑构建、祭祀物品等，出土的灰褐陶龙首脊饰近似南汉皇帝刘晟墓附近出土的陶龙首。而且在宋代、明代、清代都有重建的痕迹。

　　考古专家对出土的柱顶石、兽面纹、莲花纹与“千秋万口”的瓦当及现存梁架、台阶等分析，该寺规模较大，形制风格、法式特征、构造特点、材料质地、工艺手法等都属于官制做法。但同时又为他们提出一个个问题：这些物品并不能说明西华寺究竟建于哪个朝代、何人所建、为何而建。

　　千年残碑暗藏身世线索

　　2010年底，考古专家进行了第二次考古，挖掘进入了更深的阶段。

　　开挖没多久，他们就有了新的惊喜：发现了南汉时期硕大柱础，从中初步断定西华寺为南汉官制寺院。

　　当挖到第三层结构层内，直径1米左右的圆形石洞赫然在目，在圆洞里再次“捕”得一块珍贵的千年残碑。

　　新鲜出土的残碑，如一块方砖被斜削一半，比一个成年男子的手掌稍大，呈现出凹凸不平的三角形形状。中间的碑文已经模糊不清，显得难以辨认。在靠近落款的位置，几个字清楚可见：“玉清宫使 德陵使……”

　　据挖掘的村民透露，残碑是混合在数块残缺的柱基石块中的。

　　这块显得古旧的残碑，缘何混着明清时期的建筑架构出现？全程参与挖掘的考古专家郭顺利解释：“古寺历经千年、10多次的修缮，每个朝代都有可能混有之前朝代的物品。”

　　石碑上“玉清宫使”、“德陵使”两个头衔，使得郭顺利十分重视，“这块可推测是南汉时期的残碑碑文，透露出玉清宫使与西华寺有联系。西华寺最早的记录是公元958年，就是南汉时期，当时的玉清宫使、德陵使就是当时权倾一时的太监龚澄枢。”

　　他推测，若碑文显示的玉清宫使果真是太监龚澄枢，并且他是古寺负责人的话，西华寺可能是南汉时期“中央级别”的官寺。

　　根据史料记载，西华村以及西华寺后的石门山原属于广州范围，石门西北距广州约15公里，因东北到西南走向的石英砂岩褶曲低丘山岭横截小北江，其上游“三江诸水东流其间，以南入于海，望之隐若门，故曰石门”。又相传是南越国丞相吕嘉积石防汉，积石如门得名。

　　然而，残缺的碑文并未提供进一步的信息。郭顺利表示，挖掘将进行到生土层，即到达未有人工动土痕迹的自然土层时，才会结束。残碑的剩余部分会否出现，成为揭秘的关键。

　　由此，专家还引申出另一个话题：西华寺与广州有没有关系呢？史料记载，南汉时期十分注重寺院建设，当时广州城内城外新建有28寺，西华寺会否是“失传”多年的南汉28寺中西部7寺之一呢？一切判断还有待进一步的挖掘考证。

　　宋代旧羊城八景之一

　　第三次西华寺考古在去年的11月，最深已经挖掘到离地面4米的地方，部分已经到达原土层，出现渗水。

　　在总结三期考古出土的文物、建筑形式、风格特征及构造、构架时，专家惊喜地发现：“建筑构建的样子与广州的南汉康陵发现的构建一样，相信西华寺在五代时期就是官寺。”

　　专家推断西华寺在五代时期不仅是一座官寺，更是宋明时期广州最有影响力的庙宇之一，属旧羊城八景“石门返照 ”的重要组成部分。

　　记者从佛山市图书馆查找史料，据清康熙年间修纂的《南海县志》与乾隆年间修纂的《广州府志》记载，宋代羊城八景为：扶胥浴日、石门返照、海山晓霁、珠江秋月、菊湖云影、蒲涧濂泉、光孝菩提、大通烟雨。

　　其中“扶胥浴日”在今南海神庙东侧庙头村一带，距珠江数百米之遥。“石门返照”在今白云区石井镇小北江与流溪河相汇处，西华寺所处位置也是其当时的重要组成部分。

　　北宋时，石门在广州距州城西北约三十里地之外，当时这里称石门镇，是宋元时期环绕广州城的八大“卫星城镇”之一。

　　相传“石门返照”，一说是广州的车马往来、楼房的幻影，浮于水面，如海市蜃楼；一说是石门周围的景色、闻名的西华寺等名胜，倒影江面，令人心旷神怡。

　　到了明代，由于白坭河、西南涌因人为和自然因素，水流减少，使石门的江面变窄，不再是交通要冲，从此不再列入羊城八景。

　　今天的石门，还是可以看见彩霞与江水交相辉映的景色，但是海市蜃楼早已成为传说。

　　据载，广州自宋代开始工商业就发达，特别是对外贸易相当繁荣；加上富民思想的普及，城市生活活跃，市民和外商都喜欢风景名胜，这是始创羊城八景的社会基础。宋代八景中，除光孝菩提外，都与水有关，可见当时重视水文化的特色，而且景点多在城外。

　　千年古寺文化沉淀深厚

　　记者在西华寺遗址看到，挖掘坑离地面4米，石柱、石板路依然可见，上方有保护棚，而新寺就在它的旁边，大殿为砖石木混合式结构，面阔三间，硬山顶，明清建筑风格。

　　西华寺重建委员会负责人李倩云介绍：“2008年，西华寺正式拆除，新址在原址平移30米处，其实这里也是古西华寺的区域范围。”她说，在迁建工程各个环节中，以“不改变文物原状”和“可持续性”的原则指导整个修缮工程，不论是拆卸复建部分，还是残缺补全部分，都要按现存明清时期的法式特征、风格手法、构造特点和材料质地等进行修缮，从而达到“修旧如旧”的效果，在寺的附近专门建有素斋堂。

　　除了西华寺的沉淀深厚外，“在几次的考古中，还意外地发现了宋代古井——贪泉的确实位置，也证实了贪泉在西华寺旁的说法。”郭顺利告诉记者。

　　据《晋书·吴隐之传》记载，广州城外二十里外，有水曰贪泉，相传饮此泉水者，哪怕是廉士也会变贪。因此，过去那些赶路人，即使口干舌燥，望泉而过，也不敢妄自饮用。　

　　但是东晋新升任的广州刺史吴隐之，走马上任路过贪泉时，却挹泉而饮，还放歌言志：“古人云此水，一饮怀千金；试使夷齐饮，终当不移心。”

　　当时的广州虽不如当今这么繁华和富庶，但也是一块肥得流油的地方。自东汉以来一直是重要的海上贸易中心和通商口岸。来自南洋、天竺、狮子国（今斯里兰卡）、波斯等地的商船，一年数次运来大量的珍奇异宝、海外洋货。当权者只要随意“捞一把”，洋财、横财便发定了。诚如《南齐书·王琨传》有言：“广州刺史但经城门一过，便得三千万。”

　　然而饮了贪泉并放歌唱誓的吴隐之破了这个例。他在广州刺史这个肥缺上，始终保持不贪不占的清白操行。任期满后，他从广州乘船返回建康时，与赴任时一样，依然身无长物，两袖清风，与前后刺史离任归还时“船载洋货，车装珍宝”形成了鲜明的对比。

　　贪泉的具体位置，此前一直认为在小北江东边，今属广州石井镇，因贪泉碑立于该地；但也有说是在小北江西岸，今属南海里水镇。

　　这次的考古发掘，终于确认了贪泉应在西华寺遗址旁。即贪泉碑与贪泉，一在江之东，一在江之西。

　　江家钜说：“西华寺地处古代广州北上的 ‘水关’位置，它同历史人物和重要事件都有关联，西汉时期的楼船将军杨仆，东晋的清官吴隐之，南宋末元初‘摧锋军’的将领黄俊，明代的御史陈瑄，分别是汉武帝平南越、闻名遐迩的贪泉典故、广州的抗元斗争、镇压著名的两广瑶的关键人物。”

　　郭顺利认为，西华寺遗址地处南海，深受广府民系文化的建筑影响，其建筑形式、风格特征及构造都具有鲜明的珠三角地域特色，虽然经过数次修葺，仍保留了明清时期的平面布局、形制结构、材料、工艺和建筑风格，这对于研究明清时期佛教寺庙的形制与演变、佛教发展历史等，都具有较高的历史价值。